知之深，则行可致远。文化是民族家国的魂，是引领风尚、教育人民、服务社会、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源泉。

　　何以立人文精神之核，谋人文品格之洁，得人文形象之高？怎样摸到优秀传统文化的脉搏，找准大湾区文化认同、文化自信、文化创新的最大公约数？细探之下，奥妙无穷。

　　在广东文化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议题下，文化学者们给出了各自的真知灼见。

　　粤港澳大湾区的建立，是岭南文化在新时代的一次新的凝聚和新的出发

　　文化形象是山川风云的孕育，是岁月流光的凝聚，是自我内涵的流露，更是他者的镜像和聚焦。

　　广东有较为明显的独特文化形象，辨识度比较高。这种存在，其本身就是广东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。

　　所谓地域文化，总是会最直观地体现在人的行为方式上。所有的评说都附着于关于人的状写。在历史的回望中，广东的文化形象亦屡屡出现于史册，却往往不够“正面”。如《三国志·薛琮传》描绘岭南百姓形象时，用的是这样的词语：“民如禽兽，长幼无别；椎结徒跣，贯头左衽。”生活于山野，是如禽兽。长幼无别是说未臻教化。而披头散发，赤足，穿套头左衽的衣服，正是那个时代中原“正统文化”视野中的“蛮夷”形象。至于岭南一带的社会发展形态，当时确实滞后于北方大多数地方，社会组织架构也不免徒有形式，所谓“长吏之设，虽有若无”。

　　在封建社会的漫长岁月中，岭南不但是边远而落后的瘴疠之地，而且一直被北地的文化人居高临下地认为，属于“孔夫子没有到过”的蛮荒之地。它离中原山高水远，长期作为惩治贬谪官员的流放所在，令人闻之色变。韩愈被贬到粤东的潮州时，一路感慨“云横秦岭家何在，雪拥蓝关马不前”。他交代前来送行的侄孙：“知汝远来应有意，好收吾骨瘴江边。” 当时的韩愈才52岁，却已经不无哀伤地认为，自己此番投身瘴气弥漫的化外之地，必定有去无回。

　　历史虽然缓慢然却接连不断地翻开新篇章。20世纪80年代，是广东文化形象在国人心目中重新定位的时代。改革开放先行一步，广东的经济取得令人惊叹的飞速发展，社会处处充满改变个人命运的可能性。全国各地那么多渴望发展、渴望放飞梦想的年轻人，纷纷把奔向广东当作青春的追求，这种追求甚至形成了一种社会时尚。粤语歌曲响彻全国大小舞台和荧屏，并伴随新兴的卡拉OK走向舞台歌榭，走进万户千家。曾被讥讽为难懂似“鸟语”的粤语，竟然在不少地方作为求职手段的教材，在有志南下的青年中学习、传播。以致在语言中掺杂几个粤方言的词语，也作为时髦。那年月，“东西南北中，发财到广东”成为一时影响甚广的金句。

　　但是文化形象的改观和铸造并非一朝一夕之功。在重义轻利传统文化观念的强有力影响下，经济的发展并没有立马给广东带来文化地位的更新和提高，年轻人的选择还没能影响主流的文化评判。广东人的文化形象似乎依然让人不敢恭维。我们对文化的理解还有待于岁月的淘洗与凝练。

　　当时不少人把经济的发展与文化的兴盛对立起来。批评广东文化形象的人曾有这样的说法：霓虹灯的闪烁远不如萤火虫那么富有诗意，钢铁奏鸣不如牛车的咿呀声那样具有田园牧歌情怀。

　　于是，广东的社会经济虽然发展了，但是文化精神不被认可。加之当时的广东拿不出很多醒目而被人夸赞的文化精品，竟然被民间话语戴上一顶“文化沙漠”的帽子。

　　在那个年代的综艺舞台上，极受大众欢迎的节目是小品。小品中常常见到一种人物，瘦小，操着蹩脚的普通话，一身不怎么合身的西装，掩饰不住有点钱却见识短浅的猥琐，总以为只要有钱什么都可以办到。这种人基本上是作为广东人来塑造的，虽然揶揄、嘲笑中并不一定饱含恶意，却透露出当时社会对广东文化形象的定格。

　　我曾同著名学者易中天一起，在凤凰卫视的“一虎一席谈”节目中担任嘉宾。当说到广东人的时候，作为湖南人的易中天说：历史情形常常是，广东人出钱，湖南人卖命。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指北伐战争，因为时间原因，这个话题在节目中没有能够展开，却反映了学界中的一种看法。这种说辞，显然不是对广东的褒扬。

　　世人大多以为，广东人过于讲求实际，历史的担当精神淡薄。其实广东人不缺血性，康有为、梁启超、孙中山，都是向社会挑战的勇者。只不过广东人的勇敢主要不是表现为“我自横刀向天笑”，更多地体现为思想方法，体现在敢于弃旧图新，敢于突破陈规的藩篱，敢于解放思想观念，敢于在万马齐喑之际站出来饮那碗特立独行的“头啖汤”。

　　广东人敢于走出去闯荡。1872年，中国第一批公派留学生30人越洋赴美，其中大多是广东人。这些15岁以下少年的选送者和带队人，是广东人容闳。容闳本身就是中国第一个留学生，是最早的留美学人。

　　改革开放前夕，当北方的农民按下鲜红的手指印，向内寻找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新路时，广东的农民也在躁动。他们的眼睛投向海外，悄然从外引进资金和技术，初试书写“开放”的新篇章。

　　“五岭北来峰在地，九州南尽水浮天。”广东背山面海，养育了开放的胆略和务实的脾性。曾有人诟病广东主张的“只干不说、多干少说”，认为导致了广东疏于理论总结。他们由此形象地嘲讽广东“会生孩子，却不会取名字”。但是历史告诉我们，每当转折关头的勇敢尝试，书写第一稿的意义未必不如定稿本重要，尤其在大雾迷天需要挺身而出之际。孔子在《论语·里仁》里状写了心目中的“君子”形象—“讷于言而敏于行”。这恰恰是广东人的文化形象特征。

　　如今，广东早已经从“文化沙漠”的暗影中走出来，关于广东文化形象的争议随着广东社会经济的稳步发展渐趋平息，成为往事。

　　粤港澳大湾区的建立，是岭南文化在新时代的一次新的凝聚和新的出发。尽管有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作为共同基础，但是由于历史原因，粤港澳大湾区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许多具体层面仍存在诸多的不同。怎样找到一个共同点，将三地有机地绾结在一起，形成一股具有勃勃生机的力量，在未来中国的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？

　　纵观历史，我们应该看到岭南文化在粤港澳地区的巨大亲和力和凝聚作用。粤港澳大湾区的人民不但因血缘和历史紧密相连，而且在人文方面有高度同构，比如语言、习俗、饮食、审美观念、民间信仰、文化艺术、行为方式等方面，都有广泛的相互认同感。深圳虽然是移民城市，但是40多年来在改革开放精神与岭南文化的契合中，已经与珠江流域的文化形成了一体化。岭南文化必然作为一种润滑器，强化粤港澳地区的互动和互补。而广东作为传统的岭南文化中心，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。

　　务实、求新、求变，这些岭南文化的优秀品质必将在百舸争流的新时代凸显，更加发扬光大。广东必将在岭南文化的基础上，打造现代的广东文化新形象。

　　“岭南万户皆春色。”广东是一块淡化了秋冬的土地。广东缺少伤春悲秋，充满生长和发展的渴望。广东正时时蓄力，等待或寻找着历史新的需要和呼唤。

　　◎徐南铁（作家、文化学者，广东省文史馆馆员，广东省政协文史专员）